开国纪念章唤起的回忆

这枚标有“1949·10·1”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章，在我身边已珍藏了50个年头。

1949年，我在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工作。起初我们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直属的各个处和市属的一些局设在府右街（解放前北平市政府的旧址），这年9月，为了给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供办公处所，大院里所有市级单位全部搬出：市府直属各处迁到西长安街二号，其他的局则分别迁到东西城。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当天，白底黑字宋体竖写的“中央人民政府”牌匾即在中南海新华门内迎门的影壁上挂出，政务院的牌匾则是挂在了（西花厅迤南）府右街北口路东——前北平市人民政府的大门处。

北平解放后，在天安门前举行人数以数十万计的各界群众大会，是从1949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合举行的“纪念七七大会”开始的（在此之前，天安门城楼前面，北平从没有举行过数以十万计的群众集会）。7月7日那天的纪念大会原定下午3点开始，临近开会时突然获悉国民党飞机前来空袭的情报，大会决定停开，群众进行疏散。这时聚集在天安门前举着红旗、扛着横幅、敲着锣鼓的十多万群众队伍相继撤离会场，向东西长安街和南面的前门三个方向散去。一个小时过去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扩音器里又传来大会继续举行的通知，未疏散远的群众闻讯立即掉头返回天安门会场原来指定的位置。大会二次集合完毕已是晚上7点多钟，开会不久天上便降下瓢泼大雨，参加大会的十多万群众饿着肚子，头顶着一阵紧一阵慢的雨水，肃立在天安门前马路南侧千步廊的树林里，任雨水顺着每人的脸颊、脖颈、衣襟、裤脚流到地上，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天安门城楼上每一位代表的发言。大会直开到午夜方才结束，我们单位离会场最近，就在府右街南口，回到宿舍拧干浸透雨水的衣裤，也已是凌晨2点多钟。

有了这次大会的经验和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开国大典那天，大会总指挥部在天安门前的东、西两个三座门和会场南端的中华门等几个入口处，均设立了“分指挥部”，负责引导前来参加大会的队伍入场，并把队伍带到场内指定的位置。我所在的北平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由李化民同志任分指挥，率领各个处的青年干部30余人，佩带着印有“纠察”字样的红布胸章，把守在西三座门入口。所谓“分指挥部”，仅有临时从中山公园借来的几张方桌，摞起来权作指挥台。指挥人员站在桌子上面手里拿着纸板弯成的话筒，用自己的喉咙喊话。分指挥部连一台必需的电话也没有，和大会总指挥部的联络，全靠我们这些小伙子的两条腿跑来跑去。

是日，大会在中山公园门前金水河南侧设立了一座供中外贵宾观礼的看台，包括看台两端的上下扶梯，全部是请北京的棚匠用杉篙木板搭成的，周围用彩条布把杉篙遮盖装饰起来。除此之外，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另一项设施，就是坐落在广场北端、正对天安门中央刚刚竖起的30多米高的金顶银白色的旗杆，和由旗杆的汉白玉石须弥座下新埋设的一条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地下电缆，为了大典时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即可亲手升起广场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特在城楼上设了一个扳动开关。

新竖起的旗杆是用下粗上细的铁管连接焊成。讲到这里还有段惊险的故事，不该忘记：9月30日下午旗杆试用时，旗子升到顶端，不料绞到钢丝绳里退不下来。这时为油漆旗杆搭起的脚手架早已拆除，重新搭起已来不及，叫来消防大队的云梯高度也够不到，距次日开国大典仅有十几个小时了，真是火烧眉毛！大家伫立在周围，仰头眼巴巴地望着旗杆顶端，谁也想不出好办法。忽然人群中有人说，通县有个棚匠（记不太准可能叫“小辫刘”）是攀高的能人，他可以爬这么高的旗杆。筹备会立即派车接来这位能人，他没费吹灰之力，借着灯光很快就爬到旗杆顶端，轻而易举地解开了绞在钢丝绳上面的死扣，保证了第二天旗杆的使用。可惜事后没及时追访这位登高英雄，为他留下一点文字记录。

开国大典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这天，我被指派在西三座门的分指挥部担任“纠察”。早上7点钟吃过早饭，我们就赶到中山公园门前进入了岗位。这时，已有不少队伍举着红旗，打着横幅，敲着锣鼓从四面八方向会场走来。这一天，我们三十多个担任“纠察”的同志，从清晨到岗，直站到大典结束，很晚才回到机关。一天没吃饭，没喝水，喉咙都喊哑了，两腿一刻也没得闲，却没有人感到一丝疲倦。以后连续两年的“五一”和“十一”，我又幸运地被抽调到天安门大会筹备会宣传部的新闻处服务，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每一年的新变化，观看到建国初期一年比一年更加绚丽的形形色色的游行彩车、一次比一次更加威武的人民解放军的队列，和那望着天安门城楼舍不得离去的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从而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

这也正是历时50年，特别是能以闯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这枚开国纪念章珍藏到今天，并决心将它作为“传家宝”交给我的儿子、孙子，世世代代传下去的力量源泉所在。